“你刚才说崇祯自缢后，其大臣少有为之哭者，还不是因为当时他所用之臣已皆无礼。”
弘历听朱轼这么说后，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知道朱轼很重视对礼教秩序的维护与建设，也就主动问着朱轼：“以先生的意思，崇祯作为帝王，首要职责应该是维护礼道秩序？”
“正是！君王掌最高权柄，亦是圣人传人，是最应该维护礼法秩序的！”
“若君王护礼不严、守礼不严，则臣民即便护礼守礼，也难以阻止不了礼崩乐坏、避免不了天下大乱。”
朱轼笑着颔首，他很满意弘历的领悟力。
而弘历则继续追问朱轼：“既如此，礼是否由天子定？”
朱轼颔首：“自然！”
“那天子为维护自己的礼，是不是可以对不从礼者予以惩处，乃至诛勠鞭尸？”
弘历又问道。
朱轼再次笑着点首：“维护礼法秩序，怎样严格都不过分！”
“治学不当以讲学为能事，而当济世道，欲济世道，就当以礼释理，且下庶人，进百姓家中，使上下皆合乎礼教。”
弘历明白了朱轼的意思，无非是以礼下家庭庶人的名义，主张加强集权，统一思想，进一步加强对家庭和个人的控制。
从顾炎武提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开始，汉人士大夫，就开始认为，百姓也有维护礼教秩序的责任，也需要将礼教控制力下沉到庶民阶层。
似乎明朝的灭亡，让大清的精英们，获得的最大教训就是要进一步夺走上下所有人的自由，乃至要把思想控制深入到每一个家庭中、每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中。
弘历一时也不好说对与不对，因为明朝灭亡前夕的确比他的国初自由开放的多。
只是在他看来，历史上乾隆后来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，可能与朱轼这种儒士的教育有关系。
“北宋胡翼之有言：‘明体达用’，今人李恕谷又说：‘能干济实事，有用于世’，如此看来，礼为体，当求实功，以学为实学，行之为事业，治皆实功。”
“为君者，是否护礼当以追求实功目的去定天下之礼？”
弘历这些年也读了不少经学的书，所以也能举几个儒士的名言，而对朱轼继续发问。
朱轼很满意地笑了。
在他看来，十二岁的弘历能把举几个圣贤的话，能主动发问，说明是真的有在认真学。
为此，朱轼也就更加认真地说：“天生圣贤以为天下，未有功名不本于道德，亦未有道德而不发为功名者，为君者以求实功而定礼，本是立德！”